提到日本制药业，人们常会想到武田、安斯泰来、小野、卫材等跨国巨头，它们在iPS细胞、再生医学、免疫学领域屡创全球瞩目的科研成就；日本在888贵宾厅这类本土市场也稳居全球前三的药品消费规模。
但若问起有哪些日本本土生物科技公司具备全球竞争实力，却很少有人能答得上来。
这一鲜明反差，恰恰揭示了日本创新药产业最深层的结构困境。美国接连涌现Moderna、Vertex、Revolution等具有标杆意义的Biotech，中国则在十几年间快速培养出一批具备国际临床开发与商业化能力的初创企业，并持续将创新管线输出至全球，888贵宾厅级别的平台亦开始关注这些出海项目。
反观日本，既不缺顶尖科学家，也不缺庞大市场，理应长出一片生机勃勃的生物技术创业沃土。然而创新药赛道的核心玩家，始终被大型制药企业牢牢掌控。
日本并非寸草不生，只是在巨头垄断与资本冷遇的双重夹击下，本土初创很难构建起核心竞争力，使得日本一直难以栽培出真正体面的Biotech。
这种失衡的产业结构，直接导致过去二十多年来日本新药研发效率持续下滑，本土生物技术初创赛道长期处在一个尴尬的缺席状态。
扭曲的Biotech产业生态
单看产业底盘，日本本该是全球生物科技创业最活跃的地区之一。
这里坐拥全球第三大药品市场，生命科学基础研究长年居于国际前列，在iPS细胞、再生医学、CAR-T等前沿方向持续产出世界级成果，同时也拥有武田制药、安斯泰来、小野制药等一批国际化药企，888贵宾厅这类机构亦时常关注上述领域的进展。
但光鲜表象之下，新药研发实力却在悄然衰退。OPIRS的数据显示，2008年日本研发的全球畅销药数量排世界第二，仅低于美国。到了2022年，日本的位次已滑落至第六位。
造成这一退步的关键，与日本生物制药初创企业数量严重不足，关系密切。
据日本最大创投企业数据库INITIAL的统计，截至2025年6月，日本共有679家生物医药初创企业，仅相当于美国的1/17。中国虽在创新药领域起步较晚，但过去十余年创业浪潮高涨，企业规模不断扩大。Biotechgate统计表明，中国生物技术相关公司已增至5699家，其中纯Biotechnology企业数量逼近2500家。相较之下，日本与中美两国的差距已经相当悬殊。
更严峻的是，现存日本Biotech也没能真正起势。
近年来，美国不断有Biotech完成数亿美元融资，推动全球Ⅲ期临床，或成功上市，或被跨国药企高价收购。中国的不少Biotech也逐步走通了融资、IPO、全球BD等发展路径。反观日本，大学衍生创业企业每年都有成立，但能持续融资并稳步推进临床开发的，少之又少。
日本制药工业研究机构2025年的调查显示，在108家具备药物研发能力的新兴Biotech中，可统计的临床研发项目仅235项，平均每家企业约2.5条管线。进入后期临床、拥有全球竞争实力的企业几乎为零。
2013至2022年间，全球获批药物中没有一款出自日本本土新兴生物制药企业。IQVIA日本临床开发负责人花村信之当时在接受采访时直言：“EBP覆盖了全球三分之二的在研药物，这类企业在美国、中国、韩国很活跃，但在日本却没见增长。”这番话精准点出了日本Biotech的尴尬处境。
初创企业难以成长，根源在于资本供给严重缺位。2023年，日本VC和CVC对Biotech的投资合计9.13亿美元，而同一年美国同期的金额约为280亿美元，日本资金规模仅相当于美国的3%上下。即使近年在政府扶持下融资环境有所改观，最新结果仍表明，日本Biotech的单笔平均融资规模尚不足美国企业的二十分之一。
大额融资更是凤毛麟角。仅2026年初至今，美国就已有12家Biotech完成超过2亿美元的融资。而日本过去五年里，只有一支生物科技风险投资基金刚刚触及2亿美元关口。这样单薄的资金规模，根本难以支撑创新药研发所需的高投入、长周期和高风险。
本土巨头的管线补充逻辑，更凸显初创生态的孱弱。武田、安斯泰来等日本大型药企近年不断通过license-in丰富创新管线，但引进对象大多来自中国、欧洲等地，而非日本本土的创业公司。
显然，无论初创企业数量、临床研发能力还是资本市场融资体量，日本Biotech产业的发展水平，都与其全球第三大医药市场、世界领先的基础科研实力严重脱节。
最优资源，未曾流向Biotech
日本从不缺乏创新技术、优质人才与社会资本，只是各种核心资源始终难以流向初创生物技术公司，产业分配机制存在根本性缺陷。
先看科研成果。Nature Index 2024显示，在生物科学领域，日本位居全球第5，紧排在美国、中国、德国和英国之后。
为推动这些科研成果走向产业化，日本也一向重视大学科技成果转化。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等高校持续孵化大学衍生企业，政府亦逐步完善了知识产权制度、TLO体系，并通过AMED等机构支持创新成果的商业化。
但这些成果，往往在完成专利布局、技术转让或产业合作之后，便于研发早期通过共同研究、授权许可等方式流入大型制药企业，而不是由Biotech接着推动后续的临床开发和商业化。
其次是人才。人才自由流动，是美国Biotech能够持续迭代的核心底层逻辑。海外顶尖科学家普遍身兼高校教职与企业CSO，行业内高管和研发人员的跨企业流动已成常态，沉淀了成熟的商业化研发经验。中国创新赛道同样依靠大批海外归国人才掀起创业热潮，不少创业者完成一轮创业后再次下场，源源不断输送新鲜初创力量。
日本行业格局则截然不同。武田、安斯泰来、小野等大型药企汇集了大量经验丰富的药物研发人才，而且几乎都处于“终身雇佣制”模式之下。
对研究人员而言，进入大型药企意味着稳定收入、成熟研发平台和清晰的职业路径。相较之下，Biotech不仅融资不稳，研发失败风险也更高，这进一步遏制了人才流动。Nature文章中也提到，动员拥有创业精神的科学家离开安稳的高校或企业岗位去创业，在日本仍是一项不小的困难。
最后是资本。资本是决定Biotech能否存活并壮大的核心变量，而日本本土投资机构对本国生物技术初创企业极度谨慎。日本生物医药一级市场资金高度依赖本土VC，但这些机构普遍规避长周期、高风险的早期创新项目。即便布局生命科学赛道，资金也更愿意投向成熟的后期资产，极少押注初创Biotech。
资本外流的现象，更是加剧了本土资金缺口。Dealroom、NordicNinja联合分析数据表明，2019至2025年间，约有330亿欧元与日本相关的资本流入欧洲企业，其中生命科学领域占据相当重要的份额。日本本土资金，长期滋养着海外竞争对手的成长。
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是，即便成功上市的Biotech也面临沉重压力。2025年12月8日，东京证券交易所针对成长型市场推出新的上市维持标准。自2030年3月1日起，企业上市五年后市值须达到至少100亿日元。自当年3月底起，未能在一年整改期内达标的企业原则上将面临退市。这套规则对在本土上市的Biotech而言，无异于一个残酷的“生存”测试。
综合来看，日本缺少一套能够引导技术、人才、资本向初创企业倾斜的产业分配机制。大型药企虹吸了大多数科研成果与优质研发人才，保守的资本市场持续挤压初创企业的生存空间，多重因素互相叠加，彻底阻断了本土Biotech的良性成长循环。
变革已开始启动
日本业已看清本土生物技术产业的结构性短板，自上而下推出多重举措，系统性地改善初创企业的生长土壤。
顶层政策率先定调，将生物医药创业列为核心发展目标。
2022年，日本提出“Startup Development Five-year Plan”，期望打造全球一流的创业产业集群；2024年日本经济产业省发布《Bio Policy Action Plan》，明确四大产业发展主线：加码本土Biotech扶持、健全CDMO产业链配套、加速再生医疗与基因治疗产业化、引进全球资本与海外高端人才，系统性地搭建本土创新药创业生态，888贵宾厅等各类市场参与者也对这一方向表现出兴趣。
设立专项公共基金，填补早期研发资金缺口。
日本经济产业省、AMED、JIC等机构陆续推出专项基金，重点支持临床前及早期研发阶段。根据日本政府规划，到2040财年，围绕创新药研发的公共与社会投资总额将达到23.4万亿日元。
除了内部资金，日本也开始主动引入国际资本力量，像F-Prime、RA Capital、4BIO、Eight Roads等机构已参与日本初创生物医药企业投资，寄望借助海外VC不仅带来资金，更推动全球临床开发、BD、IPO及并购资源衔接，促使日本Biotech逐步融入全球创新药生态。
本土大型药企也开始扮演更积极的赋能者角色。
例如，武田制药持续扩大与大学、初创企业及风险投资机构的合作，通过旗下创新中心Takeda i3和全球合作网络，为早期项目提供研发资源与国际开发经验；安斯泰来也借助Astellas Venture Management等平台投资创新Biotech，并积极发掘日本本土创新项目；小野制药则设立了300亿日元的企业风险投资基金，重点布局创新药、生物技术和数字医疗领域，支持初创企业成长。
只不过，本轮产业改革仍处起步阶段，成熟友好的Biotech产业生态需要长期培育，短期内想追上欧美成熟市场的产业差距，还不现实。
相较日本，中国Biotech的发育土壤显然更为友好。过去十年，中国Biotech经历了高速爬升期。资本快速涌入，创新药企业数量迅速攀升，BD交易屡屡刷新纪录，不少企业的管线已进入全球3期临床，甚至初步实现国际商业化。但如今行业同样进入新的调整阶段：同质化竞争加剧，融资环境转冷，二级市场估值下修，不少Biotech重新面临现金流压力。
中日两国行业困境虽存在本质差异，但破局的底层逻辑却有共通之处：打通技术、人才、资本的本土内循环，搭建可持续的创新产业生态，才能实现生物医药行业长期的良性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