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可能成为清偿债务的攻坚之年，各地政府正密集推出一揽子应对企业账款拖欠的解决方案。
近期，湖南省发布《湖南省以问题为靶心优化营商环境若干举措》，重点突破企业账款拖欠难题；北京市委财经委会议通过《北京市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2026年工作要点》，将清偿拖欠账款纳入国企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甘肃省则将民企账款清偿化解率列为市县营商环境评价指标，把清欠实效融入地方党政班子年度绩效。
本年度中央政府工作报告要求，以更大力度破解企业账款拖欠，健全长效治理机制。其中，新增4.4万亿元专项债券，部分用于化解政府拖欠账款。5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出台《“法治护航民营经济”行动方案》，同样将清欠列为重点任务。
从上下联动的推进态势看，中央与地方对拖欠企业账款这一沉疴已凝聚共识：政府失信欠款行为，成为民营企业被动承受的隐性负担。若任其蔓延，将扰乱市场主体预期，直接削弱投资信心，阻碍经济社会运转效率。
在现行行政体制内，将任务纳入官员政绩考核并限期完成，往往是最直截了当的落实手段。因此，上述地方政府纷纷祭出考核利器推动清欠，这令市场情绪为之一振，倘若执行到位，积压多年的旧账有望盘活。
但这些举措能否沉淀为清理企业账款的“长效机制”并全面铺开？旧账化解后，新欠是否再度滋生？目前来看，仍需拭目以待。
人们或许会忆及上世纪90年代的清三角债行动。那场自上而下、举国发力的清理风暴，疏通了主要困锁国企的连环债务，修复了商业信用与结算体系，阻挡了企业倒闭潮和银行坏账危机，为1992年后的经济飞跃提供了根基。
事后反思，那次清三角债不仅是财务上的“去垢”，更是打通国民经济“淤塞”、驱动体制市场化转轨的枢纽之举。大规模清欠中，通过停止对劣质企业输血，也倒逼部分国企退场，将“优胜劣汰”的市场法则广为传播。
现今，伴随民营经济壮阔兴起与地方政府债务攀升，“政府及国企拖欠民企账款”已渐成突出的经济症结。若以长远视角打量市场渴求的“长效机制”，便知制度构建仍在途中。各地从“压存量”迈向“遏增量”的摸索，理应持续向深水区推进，在“防增量”的源头中凿开突破口。
最近，湖南规定未经预算或未落实资金的项目严禁动工；重庆将清欠嵌入审计督查体系；北京打造工程款、采购款支付台账与临期预警机制……我们期盼此类探索结出实果，为“长效机制”的成型提供参照。
转换视角，“清理拖欠账款”不单是政绩观和考核命题，骨子里更属法治议题，将其归入法治轨道，是长效机制的又一重底蕴。
此方面，中国已迈出“有法可依”的关键步履。2025年5月施行的《民营经济促进法》第七十条白纸黑字规定，地方政府不得以区划变更、换届、人事更迭等为由撕毁合约，因公益需要变更的须依法补偿，从法律上树起“新官必理旧账”的标尺。同样在2025年修订执行的《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还要求机关、事业单位在交付后30日内付款，最迟不逾60日，为拖欠时限套上“硬枷锁”。
从法治维度看，违法必究是缺一不可的环节。这意指对政府履约行为施以“刚性管束”，该惩戒的惩戒，该扛责的扛责。我们需涵养这样的共识：在契约轴心的市场交易里，政府与市场主体地位平等，其承诺与合同，须同公民、企业一样被约束。在“政府—民企”的契约关系中，尤要杜绝政府机关以“管理者”自居，将合同关联扭曲为行政管控。唯有如此，方能从源头阻遏拖欠账款滋生，而市场的选择，终将让那些守信践约的政府，争得更多的发展机缘。
